本期特邀作者：

林晓峰  

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

陈  耕  

厦门市闽南文化保护发展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一首《爱拼才会赢》唱遍海峡两岸、大江南北，生动地体现出闽南人不畏强暴、敢于拼搏的性格特征。

不少人认为闽南人的爱拼才会赢，是源于他们走向大海，和惊涛骇浪搏斗养成的性格。可是全世界有多少走向大海的民族？沿着中国的海岸线有多少走向海洋的族群？ 为什么只有闽南人表现出特别的不畏强暴，勇于冒险犯难的拼搏精神？显然不仅仅是海洋，在海洋之外一定还有其他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只有深入到闽南的历史之中才能明晰锤炼出闽南人这一性格的历史熔炉。

2024年5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将改革开放以后有影响的史学经典名著以“长城砖”系列编辑出版，林仁川老师《血拼的海路一一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被列为“长城砖”的第一辑再次出版。

林老师早于1964年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在陈守实教授指导下开始研究明代海洋商贸，已出版四本专著和四十多篇论文。其中，《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初版于1987年，在国内史学界、国际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关注。2018年第二次再版，这次距初版近40年，是第三版，依然引起诸多关注，并在当年的十月亮相法兰克福书展。

40年大浪淘沙，许多当年风靡一时的著作，都被淡忘了，而《血拼的海路》依然那么震撼人心！他以详实的资料记录了明王朝从洪武初年到隆庆元年整整二百年的海禁对中国东南以海为生的百姓走向海洋的残酷禁锢与血腥镇压；揭示了所谓的“御倭”实际上不是一场民族战争，而是中国的海商反海禁的商业战争，是封建王朝禁锢人民走向海洋、走向富裕的开放与反开放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走向海洋还是闭关锁国；其更深层的本质是根深蒂固的中国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对中国正在兴起的商业的海洋文明的限制、压迫和扼杀。

在这一冲突中，矛盾的双方是封建王朝与二百年坚持不懈走向海洋的以闽南为主的闽浙粤沿海人民。

书中以详实的史料证明，所谓“倭寇”90%是中国东南沿海闽浙粤的百姓，最多的是福建的漳州泉州闽南人。

“我仔细查证18名比较著名的“倭寇”首领的籍贯，发视均是中国籍。”

把这场斗争定义为民族战争是一种历史的误读，也是对中国在1949年以前的500年中一步步衰亡到任人宰割的真实原因的模糊和掩盖。 

明晰这场战争的本质，我们才能了解闽南人的“爱拼才会赢”绝非无理性的好勇斗狠，而是有着清晰的历史追求，引领着历史前进方向的顽强与不屈。

大航海时代以来，中国的衰亡正是从明王朝的海禁开始的。闽南人是坚决反对这一海禁政策、坚持走向开放的先锋。这是因为他们早在宋代就已经确立了“通洋富国裕民”的理念，并且在构建“泉州--宋元中国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实践中深切体会到走向海洋带给自己的富裕美好幸福生活。

人民有追求富裕美好生活的权利。闽南人的心永远向着大海，所以他们坚定不移地反对明王朝的闭关锁国。他们拼搏的目标是明晰的，他们的不畏强暴引领的是中国的开放和从农耕社会走向工商社会的历史前进方向。

为了这一方向，闽南人民二百年前仆后继永不止息的抗争，他们用生命、鲜血、不屈的拼搏逼迫明王朝于1567年“隆庆开海”，设海澄县、督晌馆，月港成为大航海初期东亚海洋商贸中心，成为“天子南库”。

海洋是商品价值的倍增器，闽南人民经过自己的斗争，获得了丰厚的海洋商贸利益。爱拼才会赢，正是这二百年历史的必然结论。

也正是在这血与火的二百年里，闽南人在与封建王朝层层加码的禁锢和愈演愈烈的残暴镇压中一步步铸就了不畏强暴，勇于拼搏，善于拼搏的典型性格。

明王朝的二百年海禁可分为三个阶段，闽南人的拼搏精神正是在明王朝逐步递增的禁锢压力中百炼成钢。

一、分散小额走私抗海禁

洪武初年，明朝设广州、泉州、宁波三处市舶司，专管贡船招谕诸国入贡。泉州只能通琉球，宁波通日本，广州通占城、真腊、暹罗诸国。贡品只能送给朝廷，明廷再赐给贡者中国的产品，完全由朝廷垄断对外贸易。

明代之前的海上贸易，也有朝贡贸易，但同时允许民间的对外贸易，而明朝政府不许可任何私人贸易的存在。为了减轻朝贡贸易的负担，同时也规定，每次出使的兵士和官员也可以在贡船搭载一定限额的货物与当地商人进行交易。如洪武年间每次出使过海500人，每人可带100斤货物与琉球人交易，总共有货物5万余斤，获利万余金。这样既解决了出使人员的利益，又扩大了在各地的影响。

贡船在进贡外可以带其他东西参与民间的贸易叫做互市，若不是贡船便不许贸易，就是说除了贡船，民间的海上交通贸易完全禁止了。  

然而闽南百姓依海为生，有许多人是非通番无以为生，何况明初的社会生产发展迅速，已经有大量的商品非贸易不能获利，一纸禁令如何能挡得住他们走向大海？

闽南人开始时是遵规守纪的，大多数以海为生的老百姓弃海务农，推动了闽南经济社会的发展，但也使晋江流域山林土地开垦过渡，晋江淤塞，进一步加剧人多地少的矛盾。许多人只好远走四方，广东、浙江、江西、海南岛等等。

当然更有人没门路、没生路，只好铤而走险海上走私。于是闽南百姓开始了与明王朝持续200年的斗智斗勇。

不能把闽南人走向海洋的拼搏理解为就是好勇斗狠。他们是先礼后兵，先文后武，先斗智后斗勇。他们不但勇于拼搏，也是善于拼搏的。先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抓住贡船夹带互市的空子，通过贿赂办事的官员大量超限夹带，再贿赂更高的官员申请朝廷增加朝贡。当时泉州市舶司只准与琉球的往来，琉球、澎湖在元代直属福建管，本就有很多闽南人迁居。明洪武、永乐年间还特别批准“闽人善于操舟者36姓”迁居琉球，以便往来。这36姓多为闽南人，里应外合，附贡舶夹带私货当是明初闽南人走私的初起形态。琉球贡使几乎每年都奉旨朝贡，甚至有时多达“一岁再贡、三贡”。这就给闽南人的夹带走私提供了方便。

朝贡贸易的规定，叠加明代官僚的腐败，给闽南人走向海洋留了一丝门缝。所以我们看到明廷虽然不断发号施令：不准夹带，不准私贩，不准交通贸易违禁货物，“违者重以充军处死之条”，但正如闽南俗语所说，“严官府，出厚（众多）贼”，一再重申重禁，说明屡禁不止。

夾带走私自然总会被发现，并会牵涉到官员受贿，朱元璋一怒之下，索性撤销市舶司，实行严厉的闭关政策，“寸板不许下海”，人民下海通商，罪至斩首。

永乐年开放海禁，闽南人乘势而上。恰好又有郑和下西洋招徕大量闽南人充任水手、兵士和工作人员，既扩大了参与夹带走私的队伍，也扩大了民间对海外市场的了解。尤其是郑和气势宏大的舰队，三言两语就劝退暹罗人入侵马六甲 ，在东南亚建立了极高的威望，极大地方便了华人在东南亚各国的商贸活动。当时在安南出现的“明街”基本都是闽南人经营的中国商品商铺。

这一短暂的开禁，虽然税率很高，但闽南人避税逃税的功夫也很高。民间海商避开泉州市舶司的监管，聚集于厦门湾九龙江出海口月港和海沧造船、收购、贩卖，并将商品的集散逐渐从泉州港迁移到月港。月港开始兴起。闽南走向海洋的主力也渐渐集中到了这里。

宣德年（1426—1435年）明王朝再下禁海令，而且专门针对福建，令漳州卫指挥同知石宣等严禁通番。

正统年间（1436—1449年）又从福建官员的奏请，重申禁令，“奸民下海，犯者必诛”。

正统十四年（1449年）又下令：旧例沿海人民，私通外国，交易番物，泄露国情，勾引海贼刼掠边地者，正犯处极刑，家属戌边。

景泰年间（1450-1456年），再命刑部出榜，禁止福建沿海居民，不得通番走私。

在这些禁令背后，有多少人头落地，有多少家破人亡。但闽南人没有停止向海的脚步。

其时，海上私商规模都比较小，只能尽量躲避官家的追捕，并不敢做强烈的反抗。许多被捕的私商，官家也不急着判刑，关在监牢里，等着他们变卖家产来行贿救人，不到倾家荡产不放。只要钱够都可以无罪释放，重新再抄旧业。

闽南人恍然大悟，原来反走私是假，要钱才是真。这样也促使他们摆脱了过去道德的愧疚。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官员，原来内心和我们一样是同样的爱财，而且更加卑鄙违法，不劳而获。

以海商为中心建构的闽南海洋经济链是个牵涉千家万户生计的厐大网络。它牵动的不仅是商船的商人船夫、码头的工人挑夫，更有烧制瓷器、养蚕纺丝、种蔗榨糖、采茶制茶等等的千家万户。以致明军后来镇压海商的官员感叹：闽南的孩童视官军如仇寇，视海贼为至亲。

此时距离明朝开国已经百余年，前期走私的人衣锦还乡，印证了开海才是致富之路。闽南人民已经从正反两面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走向海洋，发展海洋贸易才是人民富裕的阳光大道。许多原本遵规守纪的乡绅富户也开始介入和参与，体现出走向海洋已经成为大多数闽南人行动的指导。

这样闽南的海上贸易就半公开地遍地开花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

二、军民联手向海洋

成化（1465—1487年）、弘治年间（1488—1505年），整个东亚都还笼罩在郑和宣威维系的和平发展环境之中。葡萄牙人直到1511年才攻下了马六甲，据为桥头堡，然后才来到中国。在15世纪这个人类海洋文明大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期，明王朝漫不经心地把它丢掉了。

但闽南人并不甘心丢掉这个机遇。禁归禁，抓归抓，杀归杀，闽南的海上私商前仆后继走向海洋。但他们的拼搏并不是鲁莽的和官兵你死我活的撕杀，而是机智地化敌为友。因为他们坚信自己走向海洋追求富裕美好生活是人人向往的人间正道。

鼠目寸光的明廷不知因势利导，顺潮流而动，反而变本加厉加紧了海禁。九龙江出海口的海门岛，居民多出海通番，屡禁不止。正统五年（1440年）十二月丙申，朝廷于海门社增设巡检司以弹压之 。经过一年的试行和考察，海门岛的通番行径非但没有停止还有愈演愈烈的迹象，于是，漳州知府甘瑛于正统七年（1442年），“尽徙其民，散处近地”。海门岛案例，在当时并非孤例，是全闽南相当普遍的情况，造成了官民之间的对抗愈演愈烈。

明代的兵不吃官饷，专设兵户，要自给自足。利润丰厚的海洋商贸，那些卫所、水寨的官兵怎能不眼红？原本为防贼防走私而设立的诸多水寨、卫所、巡检司早就在算计如何分食海贸的红利。

恰好与迁移海岛及边远半岛居民入内地相呼应，官军防御圈内缩，于是有浯屿水寨内迁厦门中左所，原本扼守浯屿水道的障碍便完全消失，为厦门湾九龙江口一侧的通番海贸活动打开方便之门。

成化七年（1471年），九龙江口北岸的龙溪县新垵人（今厦门海沧新垵人）邱弘敏与同党至满剌加等国贸易，并冒充明使至暹罗国骗取珍宝，回国时被官军发现，共有二十九人被捕，其中十四人伏诛。该案的奏报者巡按御史洪性之后又发现并上报了龙溪人康启道等二十六人通番、行劫海上的事实。此案既是明朝廷关于厦门湾参与通番活动最早的记录，又是海防内缩后引发的大规模海贸活动的实证之一。

“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奸人阴开其利窦，而官人不得显收其利，权初亦渐享奇赢，久乃勾引为乱，至嘉靖而弊极矣”。九龙江口的通番活动由小渐大，直接与沿海各巡检司、卫所、水寨官兵相互勾结，各取所需。月港的海外贸易迅速崛起，出现了“货物通行旅，资财聚富商，雕镂犀角巧，磨洗象牙光”的繁荣景象，成为闽南一大都会，享有“天下小苏杭”的盛誉。

在这一阶段，闽南人的拼搏更多表现为：以智慧为出海开路，以利益争取各方共同走向海洋。

三、血腥的镇压，钢铁的熔炉

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西来的葡萄牙人在广东请求通商被拒后，其首领Jorge Maoscanrenhas便从广东屯门驾船随数艘前往琉球的中国帆船北上，当他们到达月港时，不巧错过季风，只好就地停歇，正是这次不小心成就了葡萄牙人一次利润颇丰的买卖。拥有强大内需的西方人的到来，加剧了海商迫切打开贸易大门的需求。通番活动瞬间达到高潮。不同于传统的东南亚土著，更大的买家市场打开了，通番利润的吸引，大有全民皆海的趋势。

不仅葡萄牙的市场，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漳州私商被风飘至日本，意外贸易获利的消息传回闽南后，吸引了大量闽南人、乃至福建人改行从事海贸活动，“异时贩西洋徒类无赖不事产业，今虽富家子及良民，靡不奔走；异时惟漳沿海居民习奸阑出，物虽往仅十二三得返犹几幸小利，今虽山居谷汲闻风争至”。

之后，每年前往日本因风而误飘至朝鲜而被扭送回国的福建人，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的三十九人增至二十五年的六百一十三人、二十六年（1547年）的近千人，可见通番贩日的规模之大。

嘉靖之际，月港进入前期最繁盛的阶段，月港海商与海外各国的走私贸易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发展起来。月港“豪民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因而诱寇内讧，法绳不能止”。

明廷之中一直有开海和禁海两派。对于葡萄牙人的到来，也一直有接受通商和不接受的两派。矛盾的表层是要不要走向海洋，要不要开放市场；矛盾的本质则是人民有没有追求富裕美好生活的权利。

人民的利益有区域之分、阶层之分，小农经济的“红眼病”是封建官僚的常见病，从嘉靖年开始禁海派占了上风。嘉靖二年（1523年）明廷的海禁政策愈加严厉；嘉靖三年“私代番夷收买禁物者”，或“揽造违式海船、私鬻番夷者”，都要处以重刑；四年又规定，凡是双桅海船，统统扣留，即使不是贩卖番物，也“以番物论，俱发戍边”；八年又明文规定，沿海居民家里如有番物，就当做“窝主”，所有航海大船统统“报官拆毁”；十二年又规定连坐法，如果沿海居民参与通番，邻居不举报者连坐。

从禁止制造航海大船发展到全部烧毁大船，从打击海上发展到实行连坐法，明朝统治封建阶层政权，对私人海上贸易的摧残和打击越来越严重。到嘉靖 26年（1547年）朱纨任浙江巡抚兼提督福建，下令禁止一切海外贸易，甚至禁止下海捕鱼和沿海的交通，断绝一切海上活动，海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福建闽南田少人多，本来只有向海求生一条路。明王朝却不顾百姓死活，层层加码，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明朝政府严厉的海禁政策，必然引起海上私人贸易集团的强烈反抗，使许多海商转而成为海盗。如家财巨万的月港海商洪迪珍，就是一个生意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明廷不仅派兵追捕，还将他的家属抓起来，完全断其生路，他只好转而进行武装反抗，成为福建沿海武装海商集团的重要首领。

朝廷调集精兵强将，分别进剿，各个击破，船毁人亡，尸沉大海，血漂潮间。被俘或投降者百般凌辱后斩首示众，悬挂城门。有的还要株连家族，滿门抄没。

更为悲惨的是闽南的百姓。由于福建的军队同情，甚至参与了海上的贸易，朝廷就从全国各地调来所谓的“客兵”。这一些“客兵”的粮饷不但要从福建闽南的百姓征收，更是一路为非抢掠，奸淫良家，无恶不作。当时的民谣：“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兵甚于匪，搜刮得干干净净。所谓“御倭”实是闽南人民的血泪史。

更绝望的是把海商消灭了，把船都烧了，也把闽南的生路消灭了。

闽南无数的姑嫂塔、望哥石，都是在明代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闽南百姓恨透了朱纨，将他申告入狱。朱纨在狱中自尽，遗言：“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他已知闽浙沿海民意，自己负民负天而行，死而有辜。

在滔天的灾难面前，闽南人民向海之心永远不息。“客兵”一走，他们就重新奋起拼搏，造船、烧瓷、重开海贸。因为这是他们的活路，他们一家老小的生存之计。父亲死了，儿子接着；哥哥死了，弟弟接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正是由此而来。这种拼搏是世世代代永不休止的接力赛。

正是这种拼搏精神逼迫明王朝的“隆庆开海”。一开海“倭寇”就不见了。人们终于明白： 禁则海商变海匪，开则海匪变海商。“倭寇”根本不是被明王朝镇压下去的，而是被“开海”根除。

隆庆开海，东西洋通。特别是西班牙的大帆船载来的白银和月港的漳绸漳缎平和窑瓷在菲律宾马尼拉接驳，开创了前所未所的太平洋丝银之路，完成了以月港为中心环绕地球的东西洋海丝之航路。

是闽南人二百年不息的拼搏，使月港成为东亚海洋商贸中心，天子南库，也使东南半壁百姓富庶，实现“通洋富国裕民”的追求。

这种拼搏，不是大海必然的恩赐，而是几百年炼狱般的历史熔炉千锤百炼铸就。

这种拼搏，不是好勇斗狠的个人拼搏，而是闽南民系有理想，有追求，目标明确，坚忍不拔，百折不回，世代传承，永不停息的精神脊梁。

闽南人从宋代深切体验到“通洋富国裕民”，并将其确立为闽南文化的核心理念。因此面对残酷的海禁义无反顾地走向海洋，他们是代表社会进步的先进力量。

当今世界，人类创造的GDP80%产生于沿海100公里地带，世界的物流百分之90%是海运。世界最富裕的地方是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中国最富裕的同样也是粤港澳湾区、长三角、环渤海湾。走向海洋，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已成为世界的潮流，世界的共识，甚至可以说是大航海时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律之一。事实上，西方正是对这一规律认识的早，行动的快，主动推进了从古代向近代的巨变，才有最近500年西方的辉煌。

而中国明清两代统治者鼠目寸光，固守内陆文明，从世界最富最强沦落到任人宰割欺凌的境地。以闽南人为代表的东南海商是顺应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的先进力量。闽南人的拼搏不是盲目的匹夫之勇，而是引领和推动历史潮流前进的拼搏。

我们今天的回望，不是为了叹息明代中国曾经失去的机会，而是要汲取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和智慧。在我们今天走向海洋，建设海洋强国的进程中，请不要忘记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不要忘记闽南列祖列宗的智慧和拼搏。